军事医学研究院何彪/涂长春团队揭示野猪在新发病毒传播中的生态结点角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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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传染病多由人兽共患病原引发，其中超七成源自野生动物。“关口前移，人病兽防”已成为全球防控新发传染病的共识，凸显了查清野生动物病毒本底及跨种传播动态的重要性。然而，当前野生动物病毒监测多聚焦于蝙蝠、啮齿动物、候鸟等热门宿主，却忽视了野猪这类分布广泛、处于食物链中间、连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动物在病毒传播中的关键作用。

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兽医研究所何彪/涂长春团队长期致力于病毒生态学和人兽共患病防控研究。他们联合国家林草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，从全国26个省份的127个监测点收集了500余头野猪样本，通过全病毒组测序、多重注释以及交叉质量增强策略，成功构建了代表我国野猪病毒本底的高质量病毒组参考数据集（BrCN-Virome）（图1）。该数据集包括46个已知病毒科以及至少14个目的科水平的新病毒，揭示了野猪携带的病毒多样性远超家猪，包括黄病毒、布尼亚病毒等多种病毒。

(图1 野猪病毒组参考数据集的概貌)

病毒共享网络分析显示，至少有24个病毒在野猪与人、蜱虫、鸟类、食肉动物、家猪、啮齿动物之间传播，其中16个涉及家猪，且多为致病性猪病毒，如非洲猪瘟病毒（ASFV）、猪瘟病毒等。蜱虫与野猪间存在4种虫媒病毒的循环，轮状病毒则将野猪与人、牛、羊等动物联系起来。此外，犬瘟热病毒在野猪和食肉动物间、阿卡班病毒在野猪和牛科动物间的跨种传播，进一步凸显了野猪在病毒传播中的“结点”角色（图2）。

(图2 野猪在病毒跨种循环中的“结点”角色)

研究还发现，野猪可能是虫媒病毒监测的“哨兵动物”。BrCN-Virome中鉴定出37种虫媒病毒，关联到23种蜱虫和6种蚊子。团队对安徽和广东野猪体表蜱虫的病毒组分析，进一步证实野猪感染了蜱传病毒。这一发现为虫媒病毒的监测和预警提供了新的思路。同时，比较病毒组学研究表明，ASFV感染是野猪死亡的重要原因，且ASFV感染会干扰其他病毒的增殖（图3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3年后逐渐出现了基因I型和II型重组毒株，甚至在一头野猪体内同时发现了基因I型、II型及3种未分类ASFV的共感染现象。

(图3 健康与死亡野猪个体的病毒组特征)

该研究首次从生态学宏观视角揭示了野猪在维持病毒多样性、传播病毒及新发传染病预警中的重要作用。野猪作为病毒传播的“结点”，不仅成为家猪病毒的储存库，更对野生动物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。特别是虫媒病毒、ASFV等致病性病毒，亟需加强监测和评估。相关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典型脆弱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”（2023YFF1305401）的资助，于10月8日发表于《自然-通讯》杂志，军事兽医研究所的何彪和涂长春研究员为通讯作者，军事兽医研究所涂忠忠助理研究员、王通硕士和国家林草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孙贺廷研究员为第一作者。